腐败不是人权受到损害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但毫无疑问腐败对于人权受到损害起到了一种催化剂的作用：腐败通过促成、帮助或创造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能在其中发生的环境，而成为侵犯人权行为的一种重要贡献因素。
这只是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合同的第一个维度。有趣的是，司法突破了相对性原则并将两个合同结合在一起，只要卖方和银行形成了经济上的共同体并产生了以下后果：如果汽车具有瑕疵，买方能够拒绝返还借贷。
并且由于二者持续性相互连接，经济逻辑不断地刺激法律逻辑，反之亦然。（2）在生产领域关于特定给付的合意。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原告胜诉，认定总部（Y）须向原告承担关于购入利益的分配义务。正是依据此种因网络结构带来的高度的忠实义务或结合义务（Verbundpflicht），总部应当将因网络带来的利益再分配给各个加盟者。在传统上，人们所理解的公领域与私法的关系是，公法中的公共利益根据制度化的政治行为得以表述，并从外部进人私法内部发生作用。
混合契约理论因过多在意双边关系，将多方当事人间形成的法律关系视为孤立的双务合同关系，从而无法看清基于双务合同的结合而形成的网络效果（Netzeffekte）。根据此种观点，私法仅仅被定位于满足经济需要，也就是说所有行为均以经济的视角被观察，整个私法仅仅指向经济。[4] 参见［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邓正来译，载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26页。
这5个方面是从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设置的角度展开的，对应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和监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例如，要求重大的行政决策必须按照调查研究、专家论证、公众参与、合法性审查和集体决定这5大必经程序进行。从工作任务分解的角度看，显然这种分类最为便捷，也便于各机关从各自职能的设置出发迅速定位自身在法治建设中的职责。[40]参见陈柏峰：《无理上访与基层法治》，《中外法学》2011年第2期。
如果教条式地遵守法制统一原则，那么我国就不会有一国两制，不会有经济特区，不会有民族区域自治，也不会允许省级人民代表大会有立法权，不会允许地方财政具有独立性等。[13] 参见王万华：《统一行政程序立法的破冰之举———解读〈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行政法学研究》2008年第3期。
法律程序的主要目的，就是限制程序运行中的恣意现象，达到良好的程序运行效果。[23]据此可知，先行法治化是指我国东部地区在其经济和社会先发的基础上，在国家法制统一的原则下，率先推进的区域法治化。[6] 喻中：《乡土中国的司法图景》，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引言第1页。[21]事实证明，基层村委会海选对于全国基层的民主法治建设产生了极大的示范效应。
地方法治试验能否切实提升国家制度能力和制度运行水平，最根本的动力就来自其是否从地方实际出发，是否符合当地的社会情况。[6]这种多样化现象决定了我国的法治建设必须重视各地差异，从多元和多样化的地方实践出发。党的机关的公文（俗称党的红头文件）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对于其内容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法规，则并未建立起一套可操作的备案审查制度。执业律师有20487名，其中专职律师19246名，兼职律师1241名。
对于中央治理能力所及的各项权力，应当坚决恪守中央统一治理的原则，坚决避免法治割据，避免个别地方借地方法治试验之名行地方保护主义之实。因此，从提升国家能力、建设社会组织、塑造公民意识、弥补中央治理欠缺等方面分析总结我国目前地方法治试验的深度、广度和限度当是相对最为有效的审视角度。
只有让生活在我国的亿万民众与国家的法治建设之间发生互动关系，才有可能在互动中再造和重塑国人的行为模式和意义世界。因此，我们要在继续加强立法工作的同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切实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
[42]苏力：《当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分权———重读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第五节》，《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19] 参见刘恒等：《走向法治：广东法制建设30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归纳起来，其鲜明特色在于两大程序制度的创立。地方法制是各地在法治原则指导下形成的实施法律的规则和制度。在我国现行的体制之下，法律实施的主要任务必然落在地方的身上，尤其是具有地方立法权又兼具有绝大多数执法权的省级（或副省级）地方身上。[25] 参见龙宗智：《转型期的法治与司法政策》，《法商研究》2007年第2期。
【摘要】法治是推动国家建设的重要动力。学者们认为：江浙沪三地的法治实践代表着中国东部法治的发达水平，他们已经先行发展了区域性的法治。
在湖南案例中，湖南省在全国率先制定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就是在国家行政程序立法空白的前提下，以地方政府规章的形式进行的先行先试。[33]这些机制的形成，需要在地方实践中不断探索培育，并且可能会有一些反复甚至错误，但唯有如此，这些机制才可能在社会实践中生根发芽。
法治湖南从依法执政、科学立法、依法行政、有效监督等方面形成了地方法治试验体系。如前所述，地方法治试验是指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原则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色和地方实际，祛除法治路径依赖，在治理中试验、在试验中治理的一种回应互动和制度建构。
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鼓励基层先行先试，如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在农村体制综合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实行的政经分离和建立农村财务监管平台、集体资产管理交易平台等实践都极大地创新了基层民主的管理模式。这意味着，作为一种治理逻辑的法治，其建设的主体非常广泛，并非只有政治建构层面的国家才是法治建设的主体，地方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法治建设主体。湖南案例之所以为人们瞩目，是因为其在程序型法治思维之下坚持了国家建设的基本理念。[3]虽然上述观点看似不无道理，但实际上都忽略了法治作为一种治理逻辑，并不单纯是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国家制度体系，也不仅仅是只能够通过自上而下的国家行为予以实施。
四、国家建设视角下我国地方法治试验的深度、广度和限度 （一）强社会—强国家：地方法治试验的深度测试 法治湖南重点推进行政程序法治化和政府服务法治化，从行政决策、行政公开、行政效能、行政监督、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制定程序规则，从规范政府服务行为、明确服务内容、标准、程序和时限等事项入手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2006年5月，浙江省正式启动法治浙江建设。
[37]因此，可以说社会的产生是国家建立的基础。中国很大，民族很多、历史很悠久、文化很丰富、地区差异很明显，这一客观事实，决定了我国的法律必然也是多元和多样化的。
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地方法治试验显然不可能仅仅是将立法运用到实践中去的法律实施过程，或者说，法律实施并不能穷尽地方法治试验的应有之义。第一，首创党内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
这意味着法治建设必须打破自上而下的唯理主义建构观，重视和发掘地方经验，在地方法治试验中第一时间总结第一手经验，并迅速上升为地方立法，待时机成熟时填补国家法治的内涵缺陷，使地方法治试验成为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推动力之一。[27]为促进市场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浙江省率先制定了《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浙江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浙江省禁止赌博条例》等创制性的地方性法规，并且创设了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工资支付保证制度、著名品牌保护制度等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符合浙江省经济发展要求的一系列制度。事实上，从国家层面看，法治是一种宏观的治国方略，即一个国家在多种手段之中选择以法律为主要手段进行社会控制。先行法治化是浙江省法学界首次倡导的学理概念，这一提法同时也得到地方相关部门的重视和肯定。
司法程序的精密化，则导致对训练有素的法律专家的需要。[29] 参见万斌总编：《浙江蓝皮书：2007年浙江发展报告（法治卷）》，杭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因此，对地方法治试验的限度进行界定，实际上就是寻找中央治理能力的限度。 【注释】 [1]参见李燕霞：《地方法治概念辨析》，《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6期。
从1979年7月中共中央要求广东省尽快制定一些必要的经济法令、条例和规章制度，除应由中央统一制定颁布的以外，属于地方职权范围内的，广东要抓紧制定并颁布实行，[18]截至目前，广东省的地方性法规总量、[19]法律服务机构数和律师数[20]都居全国前列。2011年的《法治广东建设五年规划（2011－2015年）》规定，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城乡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实现政府行政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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